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天生站在正义一方的，律师是这样，公检法也是这样。
正义不是存在于某个人的心中，而是存在于整个人类集体的共同理想之中。几代人在实践和思考中规定了正义的概念，并通过立法正义在法律上予以确定。无论法律是否完全公正，甚至有时法律也是邪恶的，所以我们应该促进推动法律的完善，使之符合正义。
对好人和坏人的评价属于道德判断，而法律不是道德标准。它能判断一个人的有罪和无罪，不能评价一个人的素质。对这个问题的严谨性提出质疑是很重要的。例如，如果有些人因为无知和疏忽而触犯了刑法，他可能是一个公认的好人。
在这里，“坏人”可能默认为“有罪的人”，也就是说，律师为什么要为穷凶恶极、一看就有罪的人辩护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：一个人怎么能判定是否有罪？
在法院审判前，群众的信息来源往往只是新闻媒体的报道，这时候群众的判断不一定是真相，你怎么确定他干了这些坏事儿，你亲眼所见了吗？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二条规定“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”
在法院真正判决之前，这个人就只是“嫌疑人”而已，是无罪的。
一个人的罪过和清白应该由证据来判断，而不是审判前的舆论猜测或质证。这种“舆论定罪”是一种盲目的傲慢。
“坏人”也有人权，因为辩护权利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。
如果你现在被公安机关指控杀人，你是不是也希望有人为你辩护并证明你的清白？如果你这样想，你认为为你辩护的律师是为虎作伥吗？不，这对你来说是一线曙光。
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，如果公诉没有反对权和制约权，天平就会偏向一边。没有限制的权力就像没有笼子的老虎。谁会不怕这样的庞然大物？
所以说：“法官应该感谢给你挑刺的律师，因为他给你挑错避免了你犯下更大的错误。”相比公诉机关的“一言堂”，在经过法庭辩论后做出的审判显然更有信服力。当然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有时候这种律师辩护流于表面与形式，效果有限，导致了聂树斌案件、佘祥林案件的冤假错案。但是如果连这种程序都无法保证，那后果可想而知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律师帮助坏人打官司，是为了维护程序公正和审判公正。无论律师本人是否支持被告，该行为本身都是有意义的。
从律师职业的角度来讲，这也是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。
就像医生可以拯救穷凶极恶的歹徒一样，老师也可以教育被误道德的孩子，作为基本服务行业的律师，他们只是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而已，仅仅只出于职业道德。
我们应该明白，律师的辩护不仅包括无罪辩护，还包括量刑辩护。事实上，在实践中，绝大多数案件确实有充分、完整的证据，没有无罪辩护的余地。律师的辩护为被告的宽大处理提供了有力的帮助。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五条：“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，提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无罪、罪轻或者减轻、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，维护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。”
在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犯罪情节恶劣，有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中，要求被告人委托辩护人来进行有罪辩护而不是无罪辩护。其意义是在于承认被告人的行为违反公诉机关指定的罪名，请求法官根据被告人的具体行为量刑，从轻处理。这样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就得到了确认。人民法院将根据律师的阐述、根据自首情节、犯罪动机等，对被告人作出终审判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