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*坚定，中国民主建国会厦门市委理论与会史研究会副会长，地方文史学者。
年，秋苇与子蕉风、*坚定先生及众友人聚于福佳斯闽南大酒楼。
4月21日那天上午，我匆匆赶往天马山的福泽园，好在我是当地人，操着和保安一样的口音，总算如愿得以进去送秋苇先生最后一程。因为新冠疫情防控的因素以及基督教一切从简的教会传统，参加丧礼的只有秋苇先生的亲人、为他施洗的牧师和几位朋友。这样的场面，着实让我鼻子一酸；但转念一想，这倒也符合他生前的性情，低调谦卑、不事张扬。
秋苇是位老报人，而且是年诞生的厦门晚报创刊元老之一；曾经参与打造了晚报的《家春秋》、《女儿经》、《打工族》等王牌栏目。年前后那段时间，我在厦门鹭风报社工作，是《闽南风情》的责编。秋苇先生看出了这一块领域的价值所在，力推在厦门晚报开辟乡土风情类版面。因为我们鹭风报主要服务于海外读者，和晚报不存在竞争关系，因此得以心无旁骛，相互取经。于是，我们开始在工作上有了交集，在生活上有了交往。
我和秋苇先生的性格截然相反。他谦虚，我骄傲；他低调收敛，我高调张扬。我比秋苇先生年少许多，而且入行时间也不长，但由于我办《闽南风情》版面在先，有那么一点经验；他在我面前总是十分谦虚，认真讨教。刚开始，我还真有点飘飘然。但随着交往的深入，他在文学上的造诣，尤其是在人情练达、世事洞明的文章与学问，着实让我汗颜不已。
作为作家，秋苇先生是幸运的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有点意思的东西就是所谓的“伤痕文学”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知青文学、打工文学，秋苇两样都赶上了、参与了，而且成就斐然。
作为编辑，秋苇先生是成功的。这种成功，不在于拥有多少奖项奖杯，而在于读者和作者的口碑。在担任厦门晚报《家春秋》、《女儿经》和《打工族》版面责编时，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来自底层的文学爱好者，带出了鲁明星、邹家梅、柯月霞、杨秀晖、张碧虹等众多知名写手；俘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，促进了厦门工人文学的一度蓬勃发展。在近几十年来厦门灿若繁星的中青年作家群中，有着如秋苇先生般的，默默躲在身后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们。
当然，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，秋苇先生曾有刻骨铭心的伤痛，也有着迷惑彷徨的时候，但他最后选择了坚守。他曾意味深长地批评我，弃商从文并非明智的选择；还劝我不要那么迷恋文化媒体工作。甚至他还半开玩笑地说，以后宁可让儿子到澳门当洗牌手，也不愿意让他回厦门从事文字工作。但他是言不由衷的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还蹲守在厦门晚报《小记者》栏目的编辑岗上；尽管他确实把儿子送出境外读书，但不仅没有让儿子留在澳门洗牌，而且成为“墨子门下的走狗”（秋苇之子*蕉风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