玄宗天宝三载的洛阳城是当时与长安并称两都的东都，其繁华盛景可以想见。诗人杜甫正在洛阳的姑母家寄居，但他并不享受此间的盛世氛围。
另一位诗人冯至在《杜甫传》中这样描述他的心境：洛阳是人文荟萃的都市，同时也是豪官富贾勾心斗角的场所，使他感到憎恶和厌烦，他曾用两句诗表达他的心情：二年客东都，所历厌技巧。此时的杜甫三十三岁，怀抱理想却处处碰壁，游历四方却毫无实现*治抱负的希望。在诗歌创作上，他刚刚开始形成自我风格，已经写出《望岳》这样小有名气的作品，但大部分代表作还未出世，在名人辈出的盛唐诗坛算是默默无闻。这是他人生最*金的时期，却过着穷困潦倒、无所事事的生活。
初夏的一天，洛阳城的文学圈奔走相告一个消息，这个消息令杜甫兴奋起来——李白要来洛阳了。此时的李白四十四岁，长杜甫十一岁，刚刚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。杨贵妃研墨、高力士脱靴等事迹传遍全国，此时的他也已创作出大量广为传诵的诗歌，却在最得意时被玄宗“赐金放还”。
作家哈金在《李白传》以一个创作者的敏感体味着这两位诗人各自的心情——李白“败走京城，觉得不太光彩，于是他没有直接回家，又开始了新的一番游荡。第一站是洛阳。”而杜甫如同将要见到偶像，“又激动又紧张”。杜甫想去参加李白到来洛阳的盛大接风晚宴，虽充满忐忑，“但他还是决定去参加聚会。杜甫又想也许自己不必在李白面前表现得太过谦卑。”哈金这样的揣测合情合理，他在书中称此为“两位巨星的相遇”。
历史无法假设，但在这一年两位伟大诗人相遇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成为文坛佳话。诗人闻一多用太阳与月亮的相遇形容李杜之间的感情，郭沫若也专门详细考证过李杜之间的故事。
冯至先生甚至梳理了他们此前的多次擦肩而过：“他们的晤面本来可以更早一些，可是他们在这以前并没有得到碰在一起的机会。杜甫漫游吴越时，李白经过太原到了齐鲁，杜甫游历齐赵时，李白又在江南，随后杜甫回到洛阳，李白在年才从剡中北上长安。”
哈金描绘了两人相遇的场景：
晚宴在洛阳市中心的一家饭庄举行，前门挂着几只大灯笼。来了几十位客人。杜甫惊讶地发现李白一身道士装扮，身穿黑色麻布道袍、头束同样布料的白色道巾——朴实无华却也卓尔不凡。宴会上大家七嘴八舌，杜甫和李白只交谈了几句。李白对杜甫态度和蔼有礼，说很欣赏杜甫的《望岳》。杜甫十分高兴，那的确是他引以为豪的杰作。
李杜的性格可以说处在两个相反的极端，一个傲气，一个谦卑；一个放浪形骸、诸事不萦于心，一个如苦行僧般谨小慎微，但他们的经历和观点却不乏相通之处。不愿“摧眉折腰事权贵”的李白也写过不少关怀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，在悲天悯人这一点上，所有伟大的文学家都是精神相通的。他们都对当朝*治不满，尤其李白因李林甫嫉妒贤能被排挤，许多有才之人被雪藏。
两人每每聚在一起喝酒时，积极谈论*事，对时局有着深深的危机感——此时离安史之乱爆发只有十年左右。冯至想象，他们把酒临风赏月时，对着眼前美景，“谈到近几年玄宗好大喜功，边将们专门用立功边疆来夸耀成绩，以博得皇帝的欢心”。士兵的生命有如泥土，他们内心都充满着矛盾，既满怀保家卫国的壮志，又对连年战争造成的伤害心痛不已。正是这些拉近了两人内心的距离。
在相遇时，李白对杜甫的了解显然是不如杜甫对他的，但这不妨碍他们畅谈。哈金相信李白给杜甫背诵了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而杜甫对此“受宠若惊”。在“得知杜甫祖父就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后，李白更加高看这位小兄弟一眼了”。哈金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杜甫对李白如此热忱的推崇，在他看来，李杜的关系中，李白是相对低调的那一个，而杜甫则对李白充满着“深深的依恋、崇拜、敬重”，哈金猜测这是因为杜甫“从小缺少父爱”，又或者是李白具有杜甫向往而自身缺乏的那种自由的气质。拥有无拘无束气质的人总能轻易吸引谨慎自律的人。
冯至则用社会分析的角度剖析了这次相遇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。在盛唐时代的诗人中，杜甫原是“另类”，唐代因数十年的富庶丰饶的生活，四通八达的交通，各民族交融的文化，令诗歌中产生了一种浪漫的风格，而李白就是这种风格的巅峰和代表。这种自由豪放的文风
